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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shunz — Mon, 04 Jun 2007 01:09:1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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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hunz，原文链接：http://shunz.net/2007/06/today.html

doubleaf今天转了一篇80年前的旧文，历史是何其相似？

也说反对中医的十大名人

shunz — Fri, 01 Dec 2006 13:48:46 +0000

知道这些反对中医的名人都是谁么？他们是孙中山、鲁迅、胡适、梁启超、陈独秀、梁漱溟、郭沫若、严复、傅斯年、李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中国思想开放的先行者，深受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其中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者，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孙中山是共和宪政的启蒙与缔造者，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傅斯年是北大前校长、国学大师，郭沫若和李敖都是著名学者。

反对的言语以鲁迅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和傅斯年的“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最为有名。

Brook：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转】

shunz — Sat, 25 Nov 2006 07:00:03 +0000

现代医学是一步一步摆脱愚昧与迷信而发展起来的

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

Brook

一、正名

现在，中医、西医是极为通行的说法。有人说：“中医是整体的、辨证的、治本的；西医是局部的、机械的、治标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李志超说：中医和西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又说：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相交。

傅景华说：“21世纪也许是东西两军对峙，‘狭路相逢，勇者胜！’”

医学，《辞海》的解释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从人的整体性及其同外界环境的辨证关系出发，用实验研究，现场调查，临床观察等方法，研究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互相关系，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以及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有效措施。我国医学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个体系。

《辞海》的解释，基本合理。〈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把医学分为〈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两个部分。

子曰：“必也正名乎”！科学讲求精确。似是而非，不是科学。如果连概念也搞不清，随心所欲地解释几个谁也不知真实含义的名词，难免有人偷换概念，鱼目混珠，把本来明白的事，弄得一塌糊涂。

“西医”一词不科学，不准确，应该废止。应该按〈大百全〉、〈辞海〉的说法，称为现代医学，是全人类的科学，其中包括了中国王应睐、张香桐、邹承鲁、吴阶平、陈中伟、汤钊猷、王忠诚等一大批医学家的卓越工作，可惜，国人对此似乎有些无所谓，或习惯了，很难纠正过来。既然讲求科学发展观，就应该讲求准确，称为 “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不是什么人头脑里制造出来的科学体系，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的基础上，不断否定错误，吸收一切有用的精华，运用一切最新出现的科学手段，不断增添新内容，兼收并蓄的学问。凡是科学，都不可能完整独特、尽善尽美，也不是新出来的就一定是好的，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好的，留下来，不好的，淘汰。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它否定陈旧、错误，更新自我的步伐越来越快。日益精确的诊断技术，新药的不断出现，副作用越来越小，治疗作用越来越大，手术越来越精确，就是进步。这个进步的步伐，随着其他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快，已经是明摆着的现实。

一切科学，像新陈代谢一样，需要不断更新自我，否则只能作茧自缚，只能在自我陶醉中萎缩、干枯、无可奈何花落去。

所以，了解一下现代医学是怎样发展来的，经历了哪些艰辛才发展成今天这副模样，对于认识现代医学，应该有所帮助。

二、古希腊、古罗马医学概观

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亚历山大城出现了一些著名医家。如：赫洛菲路斯(Herophilus，公元前300年前后)和埃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公元前290年前后)，他们分别被后世尊为“解剖学之父”和“生理学之父”。

赫洛菲路斯著有《论解剖学》和《关于眼的解剖》。他确认脑是神经系统的中枢部分，是智慧的器官，他以前的亚里士多德把心脏看作智慧的器官。赫洛菲路斯巳能明确区分大脑、小脑和第四脑室能区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但把肌腱、韧带与神经混同起来。他根据血管管壁厚薄的不同区分了动脉和静脉。他认为脉博以节律为主要特征，与音乐有共通之处；研究脉搏首先必须深通乐理；初步意识到脉搏与疾病的联系。未认识到脉搏起源于心脏，认为是动脉自身的活动。

埃拉西斯特拉塔吸收古希腊哲人“原子理论”，与自己的解剖学发现和生理学实验结果结合，提出了解释生命现象的“精气学说”。

他认为，人体有3种“管道”：动脉、静脉、神经(他认为是中空的)，这三种“管道”输送血液和两种“精气”，“生命精气”和“动物精气”。静脉输送血液，动脉则输送心脏产生的“生命精气”，神经输送肺部产生的“动物精气”。血液和两种精气被送到全身，发挥营养和运动功能。

动脉内只含精气不含血液可能是根据材尸体的解剖观察得出的，因为在心脏停止跳动后，动脉的确是空的。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约BC460—BC377）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医生。医德高尚，医术高明。曾用过没药、明矾、硝石一类的自然药品。能进行外科手术，用牵引法复位骨折和关节脱臼。这样的方法，因为正确，至今还在使用。中国民间正骨，也用此法，说明：英雄所见略同，是因为正确，不存在两个体系。也说明，中医和古希腊医学，在不谋而合的情况下，就已经相交了，研究同一个对象，怎能出来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更不是硬币的两面。

当时通行万物的“四元素学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四体液学说”。

他说：“自然是疾病的康复者”。他根据病人眼睛外观、皮肤色泽、静脉胀满程度、脉搏、发热、寒颤出汗情况等，详细讨论了不同的预后，如肺炎病人想要坐起来，预后不良；发热人手臂在空中摸索，做扑击状，预后也不良，甚至是死征。这个症状，至今在临床观察上，仍有意义。

他强调医生的视、听、触、嗅、味。他说，胸部有病时，将耳朵靠近病人胸廓，能听到“像发酵的沸腾声”，即“罗音”；有时能听到胸部摩檫音。这是现代听诊的先河。

希氏的病案纪录详细、具体、完整，便于学习、借鉴、参考、研究。希氏誓词，至今仍在使用。因为他强调要“尽力救治病人，不能用有毒之药，保护病人的隐私”。这体现了对生命和人的尊重，无论时代、科学怎样进步，这些基本原则，永远是适用的。

盖仑(Claurissimus GaIen．约130—200) 时，人体解剖被严格禁止；他解剖过大量动物。他用实验证明，动脉里含有血液，发现了喉返神经的作用，医术高明，受到时人的赏识。

受到时代的制约，他不可能没有错误。他认为伤口化脓是伤口愈合的标志。

最大的错误是，虚构了“三精气说”。认为人体内有三种“精气”，即“自然精气”、“生命精气”和“动物精气”。食物级过消化，变成“乳糜”，经门静脉输入肝脏，形成血液，并加入在那里产生的“自然精气”，再由静脉将充满“自然精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送到身体各部；心脏产生的“生命精气”加入动脉血中，并由动脉通至全身；有一部分动脉血送向脑，脑产生的“动物精气”由神经传送到全身，他也认为神经是中空的。这些“精气”送至全身被组织利用，剩下的“废气”由呼气排出体外。他认为动脉、静脉并不互相沟通；左右心室间隔上存在着许多纤细的、肉眼看不见的“小孔”，血液可以通道这些“小孔”不断地从右心房“渗”向左心室。

作为个人，有错误是正常的，一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教会的黑暗统治，把盖仑的著作神化了，句句是真理，不得怀疑，只能深刻理解，理解不了，歪曲了也要理解。这使西方医学停滞了进1500年。为了追求科学，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三、沉重的代价

很多人都知道，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为维护日心说，反对经院哲学，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烧死在罗马广场，成为宗教摧残科学的标志，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医学的发展史上，塞尔维特也付出了同样沉重的代价。这要从盖仑的错误和对盖仑的神化说起。

前已述及，盖仑的血液循环说是从猜测中得出来的，是错误的。盖仑的解剖描述，主要来自对动物的解剖，只能和人类解剖相似，却不能完全相同。如：他说人的股骨是弯曲的，这是来自对狗股骨的观察，在医学院里讲解这一独特描述时，只能这样辩解：在盖仑时代，人的股骨是弯的，因为穿裤子，现在变直了。盖仑说人的胸骨有7块，西尔维斯教授说：以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胸膛能容纳比现在人更多的骨头。言下之意，现在的人不英雄了，胸骨的数量少了。总之，只要为盖仑辩解，就是称职的教授，就有理，就稳若泰山；谁怀疑，谁纠正他的错误，就要付出代价。虽然如此，还是有人对科学、对实际，甘冒风险，求索而不能舍也，夫唯科学之故也。

塞尔维特(MichaeI Servetus)，约1509年生于西班牙纳瓦尔省的土塞拉，1536年到巴黎学习，在巴黎大学学习和研究解剖学期间，得出结论，认为盖仑的假设，所谓心间膈上的小孔实际上并不存在。他比较清楚地论述关于血液在心肺之间流动的见解：血液是从右心室流到左心室去的。但不是通过心间隔实现的；血液从右心室流出后，靠一种奇妙的机制，在肺内走了一段长长的行程。血液在肺内受到“通风”，颜色变成鲜红，从动脉样静脉 (即肺动脉)流入静脉样动脉(即肺静脉)内，与吸入的气体混合，通过呼气，排出其中的废气，在左心室舒张之时被吸进左心室。根本否定了盖仑假定心间隔上的“小孔”或“通道”存在，称小循环。

他还非常接近于认识体循环。在盖仑的著作中，曾提到过动、静脉间的“吻合”；但他并无任何血液循环的概念。塞尔维特大胆提出：“‘生命精’通过吻合而从动脉流向静脉。”说明他已认识到动、静脉是连通的，血液从动脉到静脉单向流动。

1553年他匿名发表《基督教之重建》，1553年8月14日被当地执法官拘捕收审。罪名是亵渎神灵和鼓吹异端邪说，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被判处用火刑烧死，在日内瓦郊外进行。

在此之前，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的《人体构造》，启否定盖仑错误的先河。

1537年，维萨里来到充满自由研究空气的意大利的帕多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外科学和解副学教授。

当时尸体非常稀少，女尸尤为罕见。他解剖过6具女性尸体，描述了女生殖器的解剖。他多次充当“盗尸者”以获取解剖材料。

《人体的结构》共7卷：第1卷：骨和关节；第2卷：肌学；第3卷：血管系统；第4卷：神经系统：第5卷。腹腔脏器；第6卷：心和肺；第7卷：脑。他曾在心脏中膈上仔细寻找小孔，没能找到。他没因此否定盖仑的错误，只是感到惊奇而已。

他对解剖学研究和革新，尤其是对盖仑错误的纠正，激怒了墨守成规的教授们。他的导师也骂他是“疯子”，宗教裁判所把他视为异端嫌疑犯。他宽容了师长，坚决回击了年轻的对手。—怒之下，他辞去了大学教授职位，移居西班牙，当了国王查理五世的御医，总算有口饭吃，终年50岁。

维萨里和塞尔维特都没能完全地否定盖仑的血液循环学说，但此时的时机，已经到了可以否定的时候了，无论是资料的积累，人的观念，还是实验手段，都是时候了。这件事，历史地落在了哈维的头上。

威廉·哈维(Wiliam Harvey，1578–1657)于1598年来到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院，意大利的帕多瓦，成了静脉瓣发现者法布里修的学生。法布里修此时还发布了鸡胚和人胚的发育过程，对哈维有优良影响。

到1616年4月，哈维至少解剖了80种动物，基本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以后又解剖了40余种，共120余种。如此多种动物的血液循环，都是同一个模式，他对自己的观察坚信不疑。12年后，发表了《心血运动论》，正式公布了自己对血液循环的全新看法。

他的观察证实了心脏各部分不是同时收缩，心房收缩在前、心室收缩在后；心房和心室进行有顺序、有节律性的舒缩活动。在近心脏处将腔静脉结扎，结扎部位和心脏之间的那段腔静脉和心脏立即变得空虚；在近心脏处结扎主动脉，结扎部位与心脏之间的那段主动脉和心脏立即变得极度胀满，几至于被胀破。解除对腔静脉或主动脉的结扎后，心脏的大小、色泽和搏动情况都逐渐恢复原状。这些实验有力地证明：血液是由静脉流回到心脏，再由心脏射向主动脉的。根据这些实验结果和对心脏各部活动顺序的观察结果，可以确定血液流动的途径是：由腔静脉流回心脏，由心房流向心室，再由心室收缩将血液射入主动脉。

哈维之所以迟疑了12年之久才出版《心血运动论》，是因为他知道塞尔维持受火刑的教训。书中，他尽管详细描述了体、肺循环，并引用自己的实验结果证实，完全否定了盖仑的理论，表面上还不得不打着是在伟大的盖仑的启示下才有此发现的旗号，以免招来灭顶之灾。尽管如此，哈维仍然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和攻击。巴黎有—位医生指责哈维的理论是“自相矛盾、毫无用处、违背事实、绝不可能、荒谬可笑和极其有害的。”爱丁堡有一位教授写道：“以前的医生不知道血液循环，照样治病。”有人诅咒说：“宁要盖仑的错误，不要哈维的真理。”有的大学还作出决议，禁止讲授哈维的学说。直到许多年后，哈维的学说才被普遍接受。他们的理念恐怕是，盖仑的理论已经1400多年了，还能有错？好歹他们不知道“欺师灭祖”这些玩意，否则，这样的脏水也会骂出来。可见，在盲目迷信经典、权威的桎梏下，纠正错误是多么不易！那些顽固者，为什么不用实验，事实，而是用攻击、漫骂来对付哈维呢？难道哈维发现实际，纠正错误有罪吗？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这使他们为之陶醉、无限崇拜、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地阐释的深奥理论受到挑战，使他们本人的面子失色。归根到底，还是面子和利益的问题。是要面子，还是要科学，二者不可兼得，必须做出抉择。

其实，科学和面子是可以兼得的。如果那些保守的权威有这样的认识，任何科学，必受时代的制约。任何人有错误的认识，都不是可耻的，任何坚持错误，知道错了还嘴硬才是可耻的；如果暂时不能理解、接受，可以验证，可以质疑，谁对，就服从谁，有这样的态度和做法，就能面子和科学兼得了。可惜，这些顽固们不懂，以致于科学和面子二者皆失。

四、奇怪、独特的疗法

1．放血疗法：根据“液体病理学说”，人体内含有多种不同的“体液”，某种体液过多或不足都会引起疾病。放血可以排除“过剩”的体液，治疗相应的疾病。这种理论和做法，在公元前4世纪就开始了，古老而独特。

作为“保健措施”，每逢春、秋二季，很多有钱人都要定期接受放血，以“增强体质”，适应即将来临的气候变化。放血的独特作用，可以使那些水性扬花的轻薄女性用情专一。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皇后梅茵蒂农夫人每两周放血一次，以便在宫廷里听人讲述色情故事或寻欢作乐时，避免因脸红而有失仪态。

放血术原来由医生亲自施行，后来改由理发匠承担。对于有关放血术的“机理”，高深而玄奥。

放血的部位：有2种学说。一种主张在病变部位的同侧放血，另一种则主张在对侧放血。到17世纪，这种争论已经白热化了。

放血时间，要根据占星术来选择。如，认为巨蟹星座是控制人体胸部的，所以，只有在这一星座位于天顶之时才能在胸部放血。对月亮的位置、季节、日期、时辰等因素都要做周密的考虑；不同“气质”的人，放血时间也要有相应的改变。这一切学问，对不识字的理发匠很难理解、掌握，为通俗普及，又特意绘制了供“放血匠”参照使用的“星盘”，上面画有各种不同的星象以及与此对应的30多处的放血部位。

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疗法不再使用了。

2．动物磁疗法：1778至1784年间，奥地利人梅思默(Friednch Anton Mesmer，1734一1815)的“动物磁疗法”是根据“动物磁力学说”，理论独特，治好了—大批贵妇的病，轰动了全欧洲。

他在一个高级沙龙里施治，沙龙被布置得光线朦胧，室外演奏的音乐时隐时显地传进来，房中央有个极大的圆桶，其边缘有很多插入桶内的弯曲铁棒，桶内装满被Mesmer“磁化了的水”，接受治疗的全是贵妇，她们围桶而坐，手握铁棒，“磁化水”中的“磁流”通过铁棒流到妇女手中，再流遍全身，产生治疗作用。Mesmer身穿紫色缎袍，手持一根“磁疗棒”绕妇女们款款而行，他的几个助手全是风采少男，在现场助疗。当Mesmer用磁棒轻触其中一位妇女时，被触者会马上剧烈痉挛、扭动，桶边所有妇女也会不由自主地摇摆不停。这被解释为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危象”。接着，Mesmer传给她们的“磁流”继续起作用，这些妇女恢复常态，治疗完成。他治好了一批又一批病人。

他的磁疗方法受到了法国路易十六王后安特瓦内特的支持和资助。

由于后来有几个上层人士在治疗中死去，他被接受调查。调查组由4名法国医学会会员和5名法国科学院院士组成，其中包括富兰克林和拉瓦锡。调查结果认为：在“磁疗水”中找不到任何带有电活性的证据，在蒙住病人眼睛时，她们分不清是否在做“磁疗”，不施“磁疗”仅凭想象，便可使她们抽搐。没有想象，仅凭“磁疗”，则什么结果也没有。所以，这种“磁疗”对治疗没有用处。

“磁流”和治疗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心理暗示对治疗结果却有必然联系。这种疗效的取得是有条件的，对心因性疾病、对易于接受暗示者，尤其是妇女，效果好。如果把把戏说穿，其暗示作用削弱。对器质性病变，肯定没有效果。有几人在治疗过程中死去（如：突发心脏病之类），当属这种情况。Mesmer的错误在于，他把暗示的作用泛化了，神化了，虽对治疗对象加以挑选，由于所谓“磁流”和治疗结果之间无必然联系，出现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些完整、独特的理论和疗法，被否定了，是否可惜呢？算不算数典忘祖？

五、医学的发展，和其它科学手段、仪器的发展成正相关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什么人，他的眼有多好使，也不能分辨小于20微米的物体。

如果没有显微镜，知道人的血液里有红细胞、白细胞，也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知道，世界上还有细菌存在。没有电子显微镜，不可能知道有病毒。即使有了电镜，找起病毒来也是举步维艰，比方说甲肝病毒，竟寻找了10余年才确定下来。

没有X线的发现，能不解剖人体就能见到骨骼、内脏的影子，也是不可能的。

放射免疫分析、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使医学诊断的精度，不知提高了多少倍！

先从显微镜的制作说起。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是荷兰海牙南部的德尔夫特市政府的房屋管理员和税收稽查员，没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不追逐名利，不联系学术团体（1860年，他还是被选为皇家科学会会员），磨制镜片是他最大的乐趣，对此极其认真，不能有任何一点缺憾。一生制过400多具显微镜，从50倍到200倍。他用显微镜观察了鲸鱼的肌纤维、自己的皮肤屑片、牛眼、羊毛、海狸毛、鹿毛、苍蝇脑、跳蚤的刺和虱子的腿、木材的横断面、植物的种子、矿物、牙垢、精液、唾液、毛细血管等等相当多的东西，他从雨水里观察到4种不同的原虫，并做了描述。

他从自己的牙垢里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小动物”，就是细菌，在别人的牙垢里也有同样的发现。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人口腔内都生活着比荷兰全国人口更多的小动物”。

他首次直接看到了细菌，并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好几个菌种。

他把小公鸡的鸡冠、白免的耳朵、蝙蝠的膜状翼夹在他的显微镜的金属片下观察，清楚地看到了沟通动、静脉的毛细血管。他又观察了蝌蚪尾部的毛细血管，看到：在其尾部的不同部位有50多处血管之间的沟通，血液从蝌蚪尾鳍中央至周缘流过越来越细的血管，每条血管都有一个回返支，使血液重新流回尾鳍之中轴部位，再重新流回心脏。他认为，动、静脉是同一血管的伸展和延长。实际上，通过显微观察，从解剖上证实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动脉血如何进入静脉，在此之前，只有意大利解剖组织学家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 1628—1694)在1661年看到了，当然也是借助于显微镜。他说：“通过显微镜显示出来的东西，比单纯从结构与连接的观点看到的东西要奇妙得多。”毛细血管是客观存在的，肉眼看不清。显微镜下能看清，只要有显微镜，任何人都能看清，既不神秘，也不独特。“英雄所见略同”，就是他们看到了并承认同一个事实或见解。

列文虎克发现了红细胞。他描写道：“一百万个红细胞叠加起来也没有一个细小的沙粒大。”他描述了红细胞，并不是研究的完结，恰恰是开始。红细胞的结构、功能、生成、衰老等一系列问题，还等着后人去做。现在的工作够深刻了，但还是没结束。血型、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它们的决定基因，以及如何用基因修饰的方法来治疗有关的疾病，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科学的发展，现代医学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粗糙到精细，从简单到相对完整，从模糊到明晰，不断积累，发展起来的，这个工作，不可能有哪个圣人，心血来潮，一下子就尽善尽美，创造出一个独特而完整的体系，后人不需要再动脑子，只要绞尽脑汁去领会其深刻奥义就行了的体系。

六、金鸡纳和洋地黄

1．金鸡纳树原产于南美洲西部山区，有40种左右。最早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记载于公元1600年。一位在秘鲁的印第安人的传教士，因患疟疾而生命垂危，土著医生用金鸡纳树皮煎剂把他治愈了。传教士想要探究这种神秘的汤剂，采集了金鸡纳树皮做研究，后来又用它治愈了自已数次复发的疟疾，并把这种树皮偷运到秘鲁首都利马。从此，这种抗疟植物逐渐被西方的白人世界接受。

1639年，有人将金鸡纳树皮带到西班牙（此年开始，西班牙有用金鸡纳治疟疾的记载），逐渐推广，并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从西班牙又传到欧洲其它各国和全世界。17世纪末，康熙皇帝得了疟疾，太医院那些御医都没好方子给他治好，一个叫洪若翰的耶稣会教士，给他进了一种药，叫金鸡纳霜或奎宁，他吃了这个药把疟疾治好了。他把这个药又介绍给曹寅，即曹雪芹之祖，曹寅吃了这个药，疟疾也好了。

这就是博采众长，科学之所以兴；坐井观天，狭隘的门户之见必然萎缩、凋敝的道理。

2．洋地黄的来历

1775年，植物学行家威瑟林（William Withering,1741-1799）听说，有位农妇能用一种家传的秘方治疗水肿病(即心力衰竭性水肿)；效果奇好，威瑟林认为值得注意，便开始对其进行有系统的研究。

他在伯明翰结识了许多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学者，如：氧气发现者之一普利斯特列，蒸汽机发明者瓦特，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司马思·达尔文等。威瑟林一面当医生，一面与这些学者定期聚会，自由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对他的科研究有很大好处。

威瑟林发现，农妇的秘方虽含20多种药物，真正起作用的只有紫花洋地黄一种。这种药用植物早在中世纪的医学家就使用过，16和17世纪，英国和德国出版的药用植物著作也都提到过此药。他将洋地黄的花、叶、蕊等不同部分，分别制成粉剂、煎剂、酊剂、丸剂，比较其疗效；结果发现，以开花前采得的叶子研成的粉剂效果最好，还确定了用药的最适剂量为1—3格兰(1 grain=64.8 mg)，他用洋地黄共治疗了163名病人，积累了大量经验。1785年，他发表了专著《关于洋池黄》，成为世界名医。

但是，直接使用洋地黄植物的剂量很难准确掌握，治疗量接近于中毒量。1874年，德国最优秀的药物学家之一施密德伯格(Oswaldd Schmiedebrg，1838—1921)从洋地黄植物中提纯了洋地黄毒甙，并证明是有效的强心成份。现代临床上常用的强心药地高辛，就是从毛花洋地黄中提取的有效成分；毒K,是从绿毒毛旋花的种子中提取的各种甙的混合物；西地兰，则是毛花甙丙的脱乙酰基衍生物，作用迅速，对急性心力衰竭的抢救作用极佳，是急救室必备的药品。

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很多民族都使用过，或正在使用。古代，没有化学分析、提纯手段，只好整个使用，顶多把各部位分得细一些。有了化学分析、提纯、合成手段，就可以只取其有效成分，最大限度减少副作用，甚至可以合成出效果好，副作用小的药来。不懂现代科学的人，让他承认这个常识性问题，的确有些难度。

另外，比黄金贵重得多的犀牛角，因为犀牛濒临灭绝，禁止割取犀角，于是就改说它的成分不过像人的指甲，主要成分是角蛋白，应该是实际情况。科学讲求实事求是，如果扬之时吹到九天之上，抑之时贬入九地之下，这能叫科学吗？

七、磺胺和抗生素

1．磺胺。保尔·埃尔利希（Paul Ehrlich, 1854—1915）历经605次失败，终于发明了“606”，征服了锥虫导致的“睡眠病”和梅毒螺旋体所致的“梅毒”，揭开了化学治疗的新篇章。很多科学家纷纷效尤，造出了不少抗原虫病的药，如抗疟疾药就是黄色染料阿的平等。同时，科学家继续寻找能与蛋白质结合的毒物，试图征服细菌。可惜，所得药品不是在活体内对病菌无效，就是毒性太大而无法应用。

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Domagk,, 1895—1964），德国人。他的实验室的同事们先后合成了1000多种偶氮化合物，屡试屡败。他并不放弃，1932年圣诞节，奇迹出现了！当他把一种在试管试验中没有抗菌作用的一种桔红色化合物灌给已感染的小白鼠之后，这些小白鼠不但没死，反而日渐康复。各种器官也没有受到损伤。接着，他又研究了它的毒性，发现小白鼠和兔子的可耐受量为500mg/kg，更大的剂量只引起呕吐，说明其毒性很小。这种桔红色的化合物由一种偶氮染料和一个磺胺基结合而成。1908年就能人工合成了，是一种染料，使纺织品虽经洗晒而并不褪色，商品名“百浪多息”。

此时，Domagk的女儿手指感染，肿胀，全身高烧。城里最著名的医生用尽了各种良药，都无效果，接下来可能发展为败血症。他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用此药给垂死的女儿注射。奇迹出现了，女儿停止了痛苦的呻吟，得救了！最终痊愈。

1925年，Domagk总结了8年来的艰辛工作，特别是对“百浪多息”的研究，在《德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细菌感染的化学治疗》的论文。文章准确的论述，严格的测定方法和统计学处理，以及所附的受感染动物的显微照片，使读者心悦诚服。

他的结果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验证。伦敦一家医院报道，用了“百浪多息”，使本来束手无策的链球菌败血症死亡率降低到15％（降幅达85%）！美国总统的儿子由于病菌感染而奄奄一息，“百浪多息”挽救了他的生命！

关于“百浪多息”的作用机理，巴斯德研究所的特雷夫埃夫妇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是：“百浪多息”在体内能分解出对氨苯磺胺，它在化学结构上和细菌生长繁殖所必需的对氨基苯甲酸十分相似，被细菌吸收，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抑制细菌繁殖。

1939年，多马克与赫格勒合写了专著《细菌感染的化学治疗》。同年，获诺贝尔奖。

现在，磺胺药已经成了一个系列，如：磺胺嘧啶能通过血脑屏障，从而对治疗细菌性脑炎有效，磺胺甲基异恶唑对尿路感染、菌痢的效果很好，至今是价廉而效好的药，不能淘汰。

2．抗生素。抗生素的发现，都知道是弗莱明（A1exander F1eming，1881-1955）的功劳。他从1928年发现，到1944年规模用于临床，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和他是微生物学家，又没有联合化学家提纯有关。

他发现青霉素有杀多种细菌作用，对实验动物的机体细胞无毒副作用。苦于无良法提纯，其他人的实验结果，表示在血清中，它无杀菌作用，Fleming对此很失望，以致放弃了研究。

但是，Fleming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没有白费，1933年，德籍英国化学家钱恩（Ernst Boris Chain, 1906—1979）发现了他的论文，并介绍给澳籍英国化学家弗劳依（Howard Walter Florey, 1898—1968），他们发现，青霉素有强大的杀菌力，于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提纯工作，获得成功。用在病人身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1942年，Fleming用Florey提供的青霉素，给一位患脑膜炎的英国下议院议员治疗，取得良效，从此，Fleming和青霉素成了当时的焦点人物和药物。

当时的青霉素产量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得不把病人从尿里排出来的青霉素重新收集、提取，再用于病人。

二战的大量伤员的感染，促使了青霉素的规模生产。美国首先建厂生产。后来，又有意识地从各种菌株里大规模筛选，提取了链霉素等各种抗生素。

现代医学的每一个发现和进展，都凝聚着无数医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的艰辛而卓越的工作。他们或来自研究机构，或来自民间。

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现代药物的诞生，都不是一人一时之力，都是费尽千辛万苦。谁能相信，哪个圣人，即使毕其一生的精力，就能知道数百种，上千种药物的作用、副作用？

现代医学临床用药，包括化学合成的、和从自然存在的生物的提取物中的物质，后者包括抗生素，和阿托品、东莨菪硷、吗啡、长春花硷等等，在生物碱的启示下，又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基团，合成功能更为强大、副作用更小的新药。从生物中提取有效成分治病，是药物发展的一个良好途径。在这方面多做文章，捷足先登，哪怕是使出吃奶的力气，赤臂上阵，做出成绩，也是完全值得的。

现在，各种感染，已不是可怕的，只能等死的不治之症。当然，抗生素的滥用，引发了细菌抗药性不断增加等一系列问题。有些抗生素的副作用过大而不得不禁用，或有条件使用，知道它的副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得避免其副作用。如：肺结核不得不用链霉素，也是两害相权而取其轻。氯霉素因可以引起个别人再生障碍贫血，为安全计，禁止使用。这个副作用是在使用了十几年后陆续报道的，如果死不承认，甚至也来个伤害了新事物之类的调调，危害就永远得不到纠正。
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不是给什么人装点门面的。

滥用抗生素，不是抗生素本身的问题。是医疗水平和道德问题。抗生素对病毒无效，是十分明确的。现在有些医生不分青红皂白，给感冒病人一律使用抗生素，违背医疗常规。有人以此来攻击现代医学，显然也是没分清青红皂白。

八、麻醉药

在麻醉药使用以前，外科手术是这样进行：或放血，使病人失去知觉；或将病人勒得窒息，快速手术，再将其复苏；或将病人打昏；或用几个彪形大汉，将病人死死压住，主要是截肢术，当时的炫耀是能在多少秒钟以内完成手术。

1772年，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制成了氧化亚氮，即“笑气”。以其能使人欣快、狂笑故也。

1841年，乡村医生威廉逊·朗(Crawford Williamson Long，1815-1878)发现乙醚也有同样效应，凡吸过乙醚的人，跌倒了不痛，据此推测乙醚有麻醉作用。

此时，一病人，颈部长有两个瘤子，。威廉逊·朗于1842年3月20日给他在乙醚麻醉下做手术。手术顺利，病人无痛感。他在7年后发布了自己的结果，可惜没人注意。

1884年12月10日晚，美国牙科医生韦尔斯(Horace Wells，1815-1848)观看了一次笑气麻醉表演。—人吸了“笑气”后变得极度狂躁，跳下台来，在大厅里追打另一个男子，跌在椅子上，受了重伤。韦尔斯前去与他交谈，他说一点也不感到疼痛，第二天上午，韦尔斯自己吸了“笑气”，请另一位牙医给自己拔去了一颗毫无病损的臼齿，果真一点也不痛。

此后，韦尔斯开始把“笑气”用于拔牙。1885年1月，韦尔斯到波士顿去看望自己的合作者摩吞(Wiliam Thomas Green Morton，1819-1868)，韦尔斯在哈佛大学作了一次 “笑气”麻醉的“无痛拔牙”的公开表演，因为剂量过小，拔牙时病人大声叫痛；在场的大学生们骂他是“骗子”。韦尔斯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以至于放弃了对麻醉术的继续研究。

摩吞参加了这次的表演，从中找到了不少经验，也知道了乙醚具有麻醉作用。

他先用狗、猫、鼠、鱼和昆虫等做实验。1846年9月30日，他用浸透了乙醚的手帕捂住自己口鼻吸入，使自己麻醉了约10分钟。他给一位牙痛病人在乙醚麻醉下，拔除了一颗臼齿。病人无痛，第二天，在《波士顿日报》上登出了这次“无痛拔牙”的消息； 10月1日，他申请了专利，但未获批准。

1846年10月，他作为乙醚麻醉师，和外科教授沃伦合作，为病人切除一个先天性下颌肿瘤大获成功。马萨诺塞州总医院外科医生比奇洛(H.J.Bige1ow)在11月出版的《波士顿内外科杂志》撰文介绍了这次成功的手术。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美国和全世界。同年12月15日，在巴黎；12月18日，在伦敦；12月2日，在英国，都先后成功地应用乙醚麻醉木进行了外科手术。麻醉术从此受到青睐和迅速推广。

麻醉药的发现和使用，和其他药物一样，经历了数年的磨练和试验，经历了从不被承认到表演给你看从而不得不信服，最后得到广泛认可和使用的过程，这里面，没靠行政力量强迫推广，也没让权威人士或被崇拜的洋人表态借以抬高身价的事。

麻醉药的成功使用，使外科手术不再痛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过去不敢想象的部位，有了麻醉药，都可以手术，病人再也不要受放血、被勒得窒息、被击昏之苦了，外科医生也不需要为争取时间，而对手术草三了四，可以长时间地做很复杂的手术，这就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如今，这些麻醉药基本不用了，已经合成出效果更好，更安全的麻药，局麻、全麻的都有。根据手术部位，可以选全麻、短时间静脉全麻、硬膜外麻醉、腰麻、臂丛阻滞、局麻等等，原则是：无痛，手术视野清楚，操作方便（肌肉松弛好），最大限度地减少被麻醉的部位和时间。不断淘汰过时的，副作用大的，代之以效果好、副作用小的新药，是现代药物学的主要特征。这体现了现代医学、药物学的与时俱进，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哪个人说这是数典忘祖。

当然，中药麻醉也在一段时间里用过，其主要药物是曼佗罗，有毒，可以使人丧失知觉，手术可以无痛。最大的问题是，肌肉松弛差，用在体表手术，如乳癌根治术可以，但术后的复苏时间很长，要6个小时，需专人守侯。如果在此间发生呕吐，呛入气管，则是致命的，病人会因窒息而死。此外，病人服后有幻觉，有病人因发生惊厥而死。这些弊大于利的原因，使“麻沸汤”这一国粹，医生们都不愿坚持使用。针刺麻醉是50年前开始的，说是镇痛好、没有任何副作用，还表演给外国人看。不知什么原因，现在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用。现在还是有个别针刺麻醉的报道，所看到的文献，都是拔牙、扁桃体摘除一类的小手术，无一例外地都加杜冷丁诱导，如果病人还叫痛，立刻给普鲁卡因。什么病人如果一定要选择的针刺麻醉，医生愿意给他用，完全应该受到尊重。尤其是针刺麻醉的倡导者，如果自己需要手术，坚决、无条件地选择针刺麻醉，不加任何镇痛剂和麻药，将会很有说服力。

九、消毒术

现在，任何手术、外科换药、打针，其它无菌操作，甚至扎针刺，都要先消毒。在150年前，事情不是这样，它被认同和推广，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比麻醉术的推广艰难得多。从1865年算起到1890年，这个过程一直胶着了25年。

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先研究化学，酒石酸的立体异构。他发现，天热时，酒石酸容易发酵，此时，显微镜已问世多年，他用显微镜观察，看到了酒石酸中酵母菌极其在发酵过程中的变化。同时，在发酵液里也发现了其他微生物。在此之前，列文虎克也用显微镜观察到了口腔中的细菌，但他没有进一步探究细菌的生活规律，对人有什么影响。

此时，生命的自然发生说，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的许多权威哲学家和科学大家都深信不疑，所以仍占主导地位。污水能生蚊虫，垃圾能生虫蚁，粪便能生蛆蝇；我国古代也有“腐草生萤”的说法。

自然发生说的最铁的坚持者是普歇（F. A. Pouchet, 1800—1872），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他发布了许多论文，力图证明“自然发生”的科学性，支持者很多，是主流思想。巴斯德的细菌说比较孤立。

普歇们滔滔不绝的理论，主要是引经据典，空泛高谈。巴斯德把和普歇们的争论放在用实验、用证据说话上。他用实验证明，微生物不可能从消毒过毒的培养基中自然发生出来。他最令人信服的实验是有名的“曲颈瓶实验”：

在火焰上把已装有细菌培养液的普通长颈瓶的颈部烧软，拉长，拉细，弯成 “U”字形，将这种装有培养液的曲颈瓶煮沸消毒。虽然曲颈瓶的开口并未封闭，瓶内外的空气是相通的，但空气中的尘粒及其所带的微生物，在通过长而弯曲的瓶颈时完全沉落到了“U”字形瓶颈的底部，瓶内的培养液、尿液等都长期不会变质；如果将曲颈瓶倾斜，使培养液与沉积在“U”字形瓶颈中的尘埃颗粒接触，培养液内很快就会长满微生物。用消毒棉花塞住普通长颈瓶(并非曲颈瓶)的瓶口也有同样作用；只要从塞在瓶口的棉花上取下一小束纤维，丢进培养掖，就会使细菌在其中大量生长起来。这一系列观察列实验都令人信服地证明：微生物只能由其前代微生物产生，决不能“自然发生”。

巴斯德探讨微生物“自然发生”至少花了20年。在如此明显的事实面前，仍没能使顽固的普歇们信服。

巴斯德解决了牛羊炭疽、鸡霍乱的预防问题，历尽艰辛和刁难。

要证明微生物与疾病关系，是个新课题。巴斯德不是医生，不会开刀。他找了几个医生作助手。深入医院，考察病房，重点研究了产褥热，查明了产褥热的病原菌是链球菌。他从助手身上的疖子采了一点样本，在显微镜下观察，也发现是链球菌，他还从死于产褥热的产妇的血中找到了链球菌。即使这样，那些保守的医生仍然不信。

1864年，在科学院会议上，巴斯德向外科医生们呼吁，将他们的手术器械先在火焰上烧一下再使用，但医生们反应冷淡。圭因（(J.Guerin)时年已90余岁，大怒，伸手要打巴斯德，后又让他的助手约巴斯德决斗，巴斯德见他年事已高，向他道歉后才使风波平息。在法国，没有“医学博士”头衔的巴斯德提出的这个建议，一直没有被医生们接受。这时，英国李斯特（Joseph Lister, 1827—1912）却对巴斯德的消毒意见很感兴趣，以此为启示，创造了外科消毒法。

李斯特认为，不解决伤口化脓和感染，外科手术的死亡率就不可能下降。他对可能引起伤口化脓和感染的问题做了认真观察、思考。他观察到：闭合性骨折，不管伤势多重，一般都不会化脓、感染；相反，开放性骨折，即使伤势很轻，甚至仅有尖细的碎骨端刺出体表，都发生化脓、感染。根据此事实很容易得出结论：空气是引起伤口化脓和感染的原因。但究竞是什么原因，他久久不能作出结论。1865年，他从—个朋友那里听说巴斯德关于发酵和腐败都由微生物引起的学说。李斯特仔细研读巴斯德的论文，茅塞顿开，意识到伤口化脓，很可能也是由空气中的微生物引起的。如果这一推论正确，那么，只要把伤口与空气中的微生物隔绝或把微生物杀灭就能预防化脓感染。

李斯特要找到有效的杀菌剂，试用了氯化锌、升汞、硼酸等，都不理想；后来，他听说石炭酸可以防止污水腐败发臭，便决定用石炭酸为杀菌剂，用改装的手工泵，向手术室的空气和四周的墙壁喷洒石炭酸或其蒸汽，也喷洒在手术部位。他还首创用八层被石炭酸浸泡过的纱布敷伤口，在第七、八层之间夹入一块胶布，使伤口与空气完全隔绝；在消毒纱布与创口之间贴—消毒绸布，以防纱布粘住伤口。在做较复杂的手术时，手术者的双手也要先在石炭酸溶液中泡过。这一系列消毒措施，成效惊人：在使用这一消毒方法的最初3年时间里，李斯特的外科病房只发生过1例创伤性丹毒；此间所做的40例截肢手术中，只有6例(15％)死亡，此前的两年间，35例截肢中就有16例(45.7％)死亡。这是一个明显的、了不起的成绩。1867年，李斯特在《柳叶刀》(Lancet)上正式公布了自己创造的外科消毒法。

但是，英国医学界对利斯特消毒法的态度同样冷淡，甚至有不少医生撰文进行批驳和攻击；辛普森的攻击最为激烈，因为李斯特的新方法威胁了他在治疗开放性创伤方面的权威地位。1877年，李斯特返回伦敦，任王室学院外科教授，又受到修女们的激烈围攻。修女们的观念是，人的生死，要听上帝主宰。李斯特和他的消毒术，被看成了离经叛道的“恶魔”！这些保守落后的观念，使消毒术这一创举长期不能推广。到19世纪90年代，外科医生们还常常这样嚷嚷：“快关门，别让利斯特的微生物进来！”李斯特心态平和，基本上不作答辩，而是继续改进自己的方法。

在德国，“李斯特外科消毒法”在《柳叶刀》上公布后不久，就被几位外科医生试用；但因工作的系统性不够，未能作出肯定的结论。1868年，当巴蒂尔本(Adolf von Bardelben，1819-1895)大夫主持柏林医院外科工作之时，他曾因化脓和感染所致死亡率太高，产生过关闭外科病房的念头。当他得知李斯特外科消毒法后，就派助手舒尔茨（Wilhelm Schultze)到伦敦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回国后，在柏林医学会会议上向德国外科学界的知名人士作了详细的介绍，对李斯特消毒法备加称颂。促进了该法在德国推广。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德方对李斯特消毒法还缺乏经验，大部分战地医院缺石炭酸，创伤死亡率仍高达25％，截肢死亡率达40–50％；但也有一二个战地医院比较严格地施行了李斯特消毒法，刨伤和截肢死亡率都大大低于其它战地医院。

李斯特外科消毒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后来发现，引起伤口化脓和感染的细菌主要来自手术器械和外科医生的手。1886年，德国伯格曼(Ernt von Bergmann，1836-1907)首先采用了热蒸汽消毒手术器械和敷料；1890年，美国的哈斯特特(W.S.Halsted，1852一1922)发明了橡皮外科手套，从而消除了外科手术中最重要的感染源。李斯特使用的石炭酸对人体有刺激、腐蚀、甚至毒性，也被75%的酒精、新洁而灭等取代，逐渐形成了现代消毒法。

从现在看来最普通不过的消毒法，一个如此简单明白的技术，效果也非常明白，被承认、使用、推广起来为什么那样难？利益、面皮、无知、愚昧、保守而又自以为是，应该是不能推脱的原因吧？

十、输血术

产后大出血和创伤性大出血，是很常见的。如果不及时补充血容量，病人必死无疑。有了输血术，或临时血浆代用品，或可以争取时间，或可以从根本上纠正失血性休克，使病人转危为安。此外，一些失血多的手术，如颅脑手术，也可以顺利实施。一些各种原因贫血、营养不良、或慢性失血（如门脉高压所致食道静脉曲张，急、慢性出血的情况都有）的病人，也可因受血使病情缓解，或给手术创造一个良好的术前基本条件。

输血术，从构思到应用，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挫折、再探索、再挫折，直到成功、安全的过程。

输血术，不是哪个圣人心血来潮的产物，也不是一个从哪个完整独特不需要任何发展的理论逆向推导一举成功的，的确是建立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构思出来的，经历了接力棒式的研究、探索。

1628年，威廉·哈维发表血液循环学说，在此学说启发下，1665年英国生理学家劳厄(Richard Lower，1631一1691)进行了狗给另—只狗的输血实验，并在剑桥大学作了演示。166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御医戴尼斯(Jean Denys，1620-1704)给一个病人做了治疗性输动物血实验，患者是一个重病15岁少年，曾接受过20次之多的放血治疗，毫无效果。戴尼斯先给他放血90克左右，然后用导管将其上臂静脉与一头小羊羔的颈动脉相连，给他输入了大约260克羊血；据说这个少年患者输完血就显得“神志清醒，面露笑容”，还说输血的臂部有奇热感，无任何不良反应。他的第二例输血对象是一位体健无病的马车夫，属于试验性质。据说输注了570克左右的羊血，马车夫不但感觉完全正常，领取了酬金后就入酒家，狂饮—通。可是，1668年，一名男子在输入动物血后不久死亡，其遗孀向法院控告，戴尼斯成了被告，一时舆论大哗，纷纷斥责戴尼斯给人输动物血的做法“是要把人变为禽兽”；最后的调查结果证明这名男子是他妻子（原告）用砷毒死的，巴黎还是颁布了限制输血令，输血术被禁止了。

18世纪，输血术的研究几乎完全停顿。直到19世纪初，英国产科医生布伦德尔(James B1undell，1790-1877)目睹了许多产妇死于产后大出血，深感继续探索输血术至关重要。他进行了一系列动物实验，发现同种动物间(例如狗与狗)的输血大多取得成功，而异种动物间(例如羊与狗)的输血则全部导致受血动物死亡。这一结果说明，给人输动物血是极其危险的，前述的几个受动物血的人能存活，实属侥幸。1818年12月，布伦德尔向伦敦内外科医生学会详细报告了自己在两位著名外科医生协助下给人输人血的全过程。病人幽门狭窄，长期进食困难和营养不良，已经奄奄一息，布伦德尔用注射器，从数名供血者身上连续抽血后立即将血液注入病人的静脉，共输注血液350克左右，费时30-40分钟。输毕，病人一度出现过情况好转迹象；但不久即陷入休克，最后死亡。布伦德尔出于极端谨慎，才选择了这样一个原来就被医生们公认为已无药可救的病例来进行首次人血输注试验，这使他没有因病人的死亡而遭到责难。1829年，《柳叶刀》（Lancet）杂志发表了他的世界首例人—人输血成功的报道；受血者是位产后大失血者，供血者是他的一位助手，大约输了220克血液，花了3小时，输血后产妇根快恢复了健康。布伦德尔共做10例(其中2例在输血时实际上已死亡)此类输血， 4例成功，成功率达50％。

输血的成功令人振奋，问题也接着来了。主要是凝血，在输血过程中出现血凝块。1863-1864年，英国—位产科医生最早试用磷酸钠作抗凝剂，输血4例，结果病人无—存活，原因是磷酸钠溶液作为抗凝剂不合适，但这个思路是正确的。1914年，比利时、法国、美国的三位科学家，各自独立地选择了拘缘酸钠作为抗凝剂，法国的科学家用加有拘橡酸钠抗凝剂的血液取得首例输血成功。拘缘酸钠做抗凝剂一直用到现在。这也说明，科学没有国界，就像人活着，必须喝水吃饭、新陈代谢一样；或者人体的构成，大部分是水，核磁共振成像都能给以明晰的反映，不管你是哪国人，什么民族。这是物质和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决定的。

凝血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是输血后红细胞在有的受血者体内迅速溶血，导致病人休克，甚至死亡。这又是怎么回事？

1900年，奥地利生理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KarI Landsteiner, 1868—1943）等人的研究，回答了这个输血术中的最为重要的问题。

兰斯坦纳将一个人的红细胞与另一个人的血浆附和，发现红细胞有时发生凝集，有时则不发生凝集。通过反复研究，终于在1900年，时年22岁，发现了人类血液是分成不同 “血型”的。人类的红细胞中，主要含有两种不同的凝集原，分别称为A和B。根据红细胞所含凝集原的不同，他把人类血液区分为4种基本类型，即O、A、B、AB型。凡是红细胞中含A凝集原者，为A型；含B凝集原者，为B型；含A和B两种凝集原者，为AB型；两种凝集原都没有者为O型。一个人的血型就依其血液所含凝血物质不同而定。科学的输血术真正问世了。血型相同的人之间输血，就不会发生溶血。没有凝集原的人供血，有凝集原的人受血，一般也不会溶血。

1940年，兰斯坦纳及其助手将弥猴(Rhesus Monkey)红细胞给兔注射，发现兔的血清中产生了能使弥猴红细胞凝集的物质，后来发现，这种物质也能使极大部分人(85％白种人，99％以上中国人)的红细胞凝集。这又发现了ABO系统外的一个新的人类血型系统，即Rh系统。它不但与输血有关，也与新生儿溶血症有关，尤其是白种人。此外，还有许多血型系统相继被发现。

这些发现，使输血术更为精确安全了。这要求即使是同型血之间输血，事先也要做交差试验，以确保安全。随着乙肝、爱滋病毒的及其传播途径的认识，对采血、输血的要求更高了，这是科技进步的标志。

输血术的成熟，又造福了一大批病人。不仅是失血病人，外科手术的飞速进展，也得益于输血术。现在，无偿献血遍及全国，没听说有人出来指责，说这是”西医”的方法，不如中医的方法完美、有效，为弘扬国粹，应该禁绝之类。

十一、早期乳腺癌手术方法的百家争鸣

外科手术，从野蛮到文明，从粗浅到精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改进的过程。

外科手术的范围太广了，此处仅以早期乳腺癌，即一、二期乳癌的手术方法的改进为例，说明一个好的手术方法，是从实践中被筛选出来的，随着认识、科学水平的提高，还会不断改进。

公元前3000—2500年，Edwin Smith在外科古书Surgical Papyrus中就记载了乳癌和乳腺脓肿的区别。Calen认为乳癌是黑胆汁引起的（独特！），主张能切除者尽量切除。

16世纪，Vesalius基于对乳腺和腋窝的解剖，主张扩大乳癌的切除范围。18世纪，Le Dran已意识到乳癌开始是局部病变，后来可以通过淋巴管扩散到淋巴结。1842年，Syme推荐小的原位癌也应做广泛切除。1891年，alsted在一篇论文中，详细描述了把乳腺、胸大肌、腋窝淋巴结一起切除的技术，成了乳癌根治术的经典方法。

这个方法的确治好了很多早期病人，使她们能长期存活。但还是有一些病人复发。据Handley的观察，早期乳癌也有部分病人有内乳淋巴结转移。于是，Urban推荐扩大根治术，切除范围除了根治术的以外，还要切除患侧的一半胸骨，第2—5肋骨的一部分，其下方的胸膜和内乳淋巴结。这个手术的范围过大，5年治愈率和根治术比较，没有明显的提高，真正响应的人不多，实际上被自然淘汰了。

根治术还有一缺点，就是切除了胸大肌，使胸脯塌陷，也影响患侧上肢的部分功能。改良根治术就应运而生，主要是保留胸大肌，和根治出的效果没有多大差别，是其优点，方法很多，不一一细述。Crile极力主张只切乳腺，或只做癌肿包块的局部切除以保乳腺，不清扫腋淋巴结，术后加放、化疗。他认为切除了腋淋巴结，会破坏机体免疫力。在20世纪60—70年代发表的报告有数十篇之多。Fisher的研究不支持他的看法，实验结果是保存腋淋巴结，不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切除腋淋巴结，也不降低机体免疫力。实际上，Crile这样做降低了早期病人的5年生存率，终于被淘汰。

保存乳房，是很多患者的要求。局部包块切除，加腋淋巴结清扫，加术后放、化疗，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普及的治疗方法。现在，有一种“乳腔镜”疗法，皮肤上只切一小口，切除早期癌肿（大小在2cm以内）和腋淋巴结，术后加放、化疗，对保存乳腺是个比较好的方法，对生存率的影响，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对晚期乳癌的治疗，更是五花八门。除了姑息手术以外，有人主张根据对癌肿雌激素受体测定结果，选择卵巢切除、肾上腺切除、甚至垂体切除的方法。对一个晚期病人来说，作这些手术，并不能延长她多长的存活期，实际意义并不太大。

乳腺癌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百家争鸣，无论如何，效果好，切除范围尽可能小，是病人和医生的共同目标，什么方法好，在短时间里，可能得不出结论，经过10年以上的观察，就能的出结论，前提是：必须有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具体哪个病人用什么术式，有医生经验的因素，更应该把各种术式的利弊，向病人讲明，尊重病人的选择。如果选择了局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十分必要。尽量做到，既能治愈癌症，又能保全外观美。

随着激光、腔镜技术的发展，外科手术越来越精细，创伤小，效果好，连某些肺癌也能在腔镜下完成了。不过，每一个进展，都凝聚着诸多医学家的辛劳。像断肢再植，开始是前臂，还是如履薄冰，没有把握。后来发展到手指，拇指再造，显微外科。激光刀的发明，历尽艰辛；不在体外循环的情况下冠脉搭桥，都是在承受了很大风险的情况完成的，所有的进步，没有一个是只通过完整独特封闭理论逆向推导出来完事大吉的。外科手术的精细准确，造福了很多患者，但这个发展过程远远没有完结，更好的发展还在后面。

十二、结语

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用几千万字也述之不尽。作者只想通过其中的几个例证，来说明，现代医学，不是西方人的专利，是全人类的财富，是无数医学家、科学家前赴后继，不断努力的结果。它不和任何科学对立，相反，任何有用的东西，它都吸取。

现代医学不是一个符号，不是个笼统概念，它有具体内容。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有不正确的概念和方法出现，经过实践，错误的必被淘汰。如：早期乳腺癌手术治疗之Crile的单纯乳腺切除术和Urban的扩大根治术，当年都没少写文章宣传，在学术会议上推荐，响应者很少，终以其效果不理想而被淘汰。这说明，效果是检验方法好坏的标准，不在于怎样自吹，也不在于有什么人保护。如果人家不赞成你，就给人扣一个吓人的帽子，人家顶多不开口而已，自己就正确啦？结果只能自生自灭。靠输血、吸氧挨时间，实际上已病入膏肓，却又讳疾忌医，能维持多久？

人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100步、10万步也不可能到位，认识总会受到局限，认识也就不可能是终结的，只有宗教，才认为有终结认识，自己的教条无限完美。

神化某个理论，实际上就是扼杀某个理论。比如神化盖仑，其实是神化自己，有了这样一个神，自己再也不用探索问题了，只要把神吹得天花乱坠，自己就是权威，谁反对自己，就是反对神。这样，神就成了杀人刀，打人棍。盖沦本来对医学的贡献是很大的，被神化后，就变得面目可憎了。再把他还原成人，盖仑在医学史上还是应该有其地位。

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破除对神的迷信，科学才能发展，才能生机勃勃，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

任何一个微小进步的取得，都不容易，都凝聚着多人的辛劳、汗水和牺牲。很多新手术的开展，开始都有个不被认识和接纳的过程。连牛痘免疫术的开始都是这样。没有任何一个新技术、理论，是从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逆向推导出来的。哲学原理可以作为思路的指导，却不能代替具体问题的方法和理论。前提是：这个哲学原理必须是正确的。

如果现代医学不打破盖沦的迷信，西方医学只能在原始状态徘徊。

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会把自己的思想禁锢在一个虚幻不清可以做随心所欲的解释的一些可恶遁词的圈子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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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吴阶平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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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先生千古

shunz — Thu, 23 Nov 2006 14:49:14 +0000

转一篇邹承鲁先生的生平介绍以纪念这位生物学家

标题: 邹承鲁先生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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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1923年5月17日—2006年11月23日)，出生于山东青岛。生物化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邹承鲁于1923年5月17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祖籍江苏无锡。父亲邹东湖，铁路职员。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邹承鲁常随家搬迁，小学期间在沈阳度过。“九一八事变”后，全家迁回关内，到达武汉，读中学；1938年武汉沦陷，全家又搬到大后方重庆。1941年，他毕业于由天津迁到重庆的南开中学高中部；同年，考入设在昆明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于化学系。邹承鲁在学习期间对生命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认为从化学学科去研究生命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西南联大化学系的学习为他从事生物化学科研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1946年，在招考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赴英后，师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D?基林(Keilin)教授。当时，英国剑桥大学是世界生物化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中心，基林教授的实验室是世界呼吸链研究的中心。邹承鲁跟随基林教授从事呼吸链还原酶研究。研究生期间，他在国际上最早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单独署名的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他发现细胞色素c纯化后与线粒体结合时在性质上发生变化，证明细胞色素b与琥珀酸脱氢酶不是同一物质。有关这些开创性工作的论文在发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不断被人引用。1951年，邹承鲁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邹承鲁在英国读书时和李林喜结连理。李林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儿，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对我国原子能科学和高温超导研究都有重要贡献。他们有一个女儿，邹宗平。

1951 年回国后与王应睐及汪静英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并发现其辅基为与蛋白部分共价结合的FAD，这是一个被发现与蛋白质共价结合的FAD辅基。此外，他们对呼吸链及其他酶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为我国酶学及呼吸链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1958年，他参加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并负责胰岛素A和B链的拆合。这项工作的完成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集体获197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1997 年求是奖。

60年代初，邹承鲁又回到酶学研究领域。当时，蛋白质的侧链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比较是研究蛋白质结构功能关系的主要方法。他所确立的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以及确定必需基团数的作图方法为国际上广泛接受和采用，并被收入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其公式及方法分别被称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此项工作获198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酶活性抑制的研究对于酶作用机制研究和药物设计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当时的酶学教科书中通常仅对酶的可逆抑制动力学有所论述。1965年，邹承鲁最早系统地提出了酶学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统一的动力学理论，并提出不可逆抑制反应速度常数的测定方法。经过他和王志新等多年来理论上的发展和实验上的验证，他的理论和方法现在都已经为国际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的采用。此项工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工作后，他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能形成荧光衍生物，论文也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工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作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后续研究，证明了胰岛素A链和B链本身已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并含有形成天然胰岛素分子正确结构的全部信息，在溶液中能正确相互配对。此项工作阐明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中A和B链拆合工作成功的理论基础，纠正了国外一些教科书中有关从胰岛素A和B链重新合成胰岛素的错误提法。此项研究于199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蛋白质变性研究是我国已故吴宪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基于国内的工作开创的。吴宪教授1931年提出的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理论至今仍然是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变性理论。但是多年来蛋白质变性的大量研究通常局限于蛋白分子的构象变化，很少把分子的构象变化与其活性变化联系起来，其原因至少部分是由于缺少一个研究快速灵活的动力学方法。邹承鲁等用自己创立的动力学方法比较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酶在变性过程中构象和活力变化的关系，得到活性丧失先于构象变化的结果，据此提出了酶活性部位柔性的假说。十余年来又排除了国际上一些反对者所提出的不同意见，充分论证了酶活性部位柔性学说的正确性。这是自19世Fischer提出酶作用的锁钥学说和20世纪50年代Koshland的诱导契合学说以来酶作用机制研究中的又一重大进展，同时也把蛋白质变性研究从单纯的结构研究推向与功能密切结合的新水平。世界各国已有几十个实验室按此思路随后开展类似的研究并得到类似的结果。对此工作的简要总结已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

蛋白质发挥特定的生物功能依赖于蛋白质分子的正确空间结构。长期以来，对于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的研究通常只进行到肽链合成为止。而进一步的新生肽链如何折叠成为具有特定空间结构的功能蛋白，即遗传信息传递全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现在还了解甚微，它是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中最后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环节。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新生肽链折叠是在其合成终了之后由完整的多肽链开始进行的，因此大量工作用蛋白变性后完全伸展的完整肽链的重新折叠作为新生肽链折叠研究的模型。邹承鲁根据文献中的报道和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关于新生肽链折叠的新的观点。他认为，新生肽链卷曲折叠既与合成同步进行，又在合成过程中不断调整，并在合成完成后经最后调整修正而完成。他正在用模型实验方法予以验证，这一看法也已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科学界所接受。最近他又和王志新一起，进入分子伴侣(在新生肽链折叠过程中起帮助作用的一类蛋白质)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设，打破了与蛋白质折叠密切有关的酶和分子伴侣两大类蛋白之间的界限。这一设想也已得到世界上许多实验室体内外实验结果的证实，并逐渐为国际科学界所接受。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即将完成，由此编码的约十万个蛋白质的序列也将为已知，这些蛋白质的功能与其结构密切相关。虽然已知蛋白质的结构由其序列所决定，但其间具体的对应关系尚待阐明，这就是所谓第二遗传密码问题。

他又和王志新等一起提出第二遗传密码的研究设想，并且正在组织力量予以实现。邹承鲁早期在剑桥工作时，适值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验室的设备条件比较艰苦，但由此得到的训练使他认识到，科学研究工作最根本的在于好的想法，因此一个好的科学家即使在简单的工作条件下也要善于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做出优秀的工作。如果没有自己独创的学术思想，即使拥有大量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最多也只能做一些收集数据的工作，为别人的学术体系锦上添花，所以他善于启发和鼓励学生在简单的条件下做出优秀的工作。这当然不是说实验科学不需要物质条件，没有实现自己学术思想的先进实验手段，再好的学术思想也不可能开花结果。

邹承鲁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不少现在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建立博士后和学位制度以来，他已培养了博士后12名，其中包括美国和德国的各一名；博士生35名，硕士生22名。四十多年来，在国内外重要杂志发表科学论文二百余篇。由于在生物化学领域内的贡献，他曾获1989年陈嘉庚奖和1992年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他先后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三次。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四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三等奖多次。

邹承鲁治学严谨，思想活跃，同时进行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建树。在南开中学和西南联大的学习，为他一生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他热爱科学研究，认为探索未知是一种最大的乐趣。他似乎没有节假日，永远沉浸在查阅文献、思考问题和撰写论文之中。他常说在他头脑清楚，身体健康的时候，让他放弃热爱的科学研究工作而过退休生活是不可思议的。在年近八十的今天，他仍满怀信心，自信还有能力去解决有些重要的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仍然在考虑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提出的新生肽链折叠和第二遗传密码的问题，都是当前分子生物学领域中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熟悉邹承鲁的人都知道他喜欢直言不讳，为此得罪了不少人。1957年他曾为一些言论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高兴地看到这些当时所谓的错误言论，如对有海外关系的人不应予以歧视，允许研究生和导师相互选择，以及应该由科学家领导科学院等，自改革开放以来都已作为党的政策而成为现实。

他一贯强调基础研究，不断呼吁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他认为基础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自然，那么以改造自然为目标的应用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础研究水平又是体现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他对于我国基础研究近年来停滞不前甚至有滑坡趋势深感忧虑。他还认为关于科学技术必须面向国民经济的口号应该正确理解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雄厚的基础研究力量作为后盾，就谈不上在高技术方面的创新，提高我国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他一贯坚持科学上的重大决策应该充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科学上的是非只能依靠科学家的评议，最终只能依靠长期科学实践来判断。他反对用行政手段决定科学问题的是非，或者是表面采用专家评论的形式，实际上仍然由行政领导决定。他特别反对科学界的个别人以夸大宣传，欺骗领导，再通过媒体哄炒甚至用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方式谋求名利。他认为科学上的贡献，只能靠从踏实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根据在科学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经过国内外科学界反复的实践，逐渐取得国际的公认。绝不能靠向领导作自我夸张宣传，或利用新闻媒介，谋求廉价的新闻价值，从而取得所谓荣誉。科学是严峻无情的，这样取得的廉价荣誉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终究将被时间所淘汰。关于科学道德和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等问题的论文，由邹承鲁执笔，多位院士署名曾在报刊上多次发表，以期引起有关领导、科学家和媒体的注意。

在世界上，他对生物化学的贡献已得到承认并载入史册。应外国朋友的邀请，他所撰写的自传已在有影响的国际性丛书《综合生物化学》中生物化学史部分第三册(总第37卷)上发表，是我国生物化学家在此丛书上发表自传的第一人。

1951 年回国后，邹承鲁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生物物理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委员，生物学部主任等职。1978年—1997年，任全国政协第五至八届委员、八届常委。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荣誉会员。邹承鲁曾任一些国内外重要科学期刊编委，包括《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 Analytical Biochemistry(美国)及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荷兰)编委、FASEB Journal(美国)及Biochemistry(美国)顾问编委等。1981年—1982年应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1986年—1990年间曾分期担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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