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的逻辑
雷颐
抗战末期,民主气氛高涨,而在这种情况下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
们不仅为国家、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更有理由期待以此巨大历史转折为契机,
中国开始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战竟全面爆发,许多
人“心向往之”的民主政治并未实现。
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自然为史家瞩目,有关研
究成果丰硕。然而邓野新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则以客观的立场、开阔的视野、冷静深刻的分析,把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向前大大
推进。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骤然尖锐,而“第三力量”、尤其是美、苏两国在
中国舞台举足轻重,此时的政治形势确实复杂万分。这一阶段国共两党边谈边打,
各种事件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今天提出的条件明天就反悔,刚达成的协议
墨迹未干就被撕毁……作者指出,在这些纷繁的事件下面真正起作用或“限制历
史”使其未能向许多人“理想”方向发展的还是“民国政治的逻辑”,即“政治
与武力的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
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以此为纲,许多困惑便迎刃而解,因此作者对许多问题
的解释客观中肯,言人所未言,新意迭出。
不过,我以为本书一个最具根本性的突破是不以抗战胜利作为历史的分界线,
而以抗战末期中共“联合政府”的提出作为历史的分界。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
胜利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自然形成了一个历史研究的定式:
以抗战胜利为分界,将历史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阶段,然后泾渭分明地论述不同
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主题。战时的历史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阶段的主题是
国共政治问题。然而邓野却发现,发生于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
历史主题的交替为基础,因此并不表现为历史主题的交替。换句话说,中日问题
并非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那么,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呢?作者的分析表明,虽然中日战争
仍在激烈进行,但这时中国政治的主题实际已从“民族革命”居于主导地位转换
为“社会革命”居主导地位,“社会革命”已经取代“民族革命”成为中国政治
的主题。这种“主题转换”的具体标志就是1944年8月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
口号的提出。“总之,以历史主题为根据,从历史主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全
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所谓
“完整”,就是指在这个时段从“联合政府”的提出、各方围绕这一纲领的复杂
斗争直到最终未能实现而仍持续国民党“一党训政”的过程。这种横跨抗战胜利
的时段划分,确是言之成理的创见。
1944年是欧洲反法西斯战斗大反攻的一年,却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经过
几年相持后大失败的一年。这年4月中旬,侵华日军发动了加紧侵华的“一号作
战”在河南发动,国民党驻豫主力节节败退。此时,中共中央认识到国民党主力
受到沉重打击,立即将战局的变化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提出实行民主政治与言
论、出版、结社、集会、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
位等。这样,就变原来谈判仅涉及两党双边问题为全国性问题,变以军事问题为
主如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多少为全国性政治问题。5月25日洛阳失守,河南战役
发展到顶点,举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威望进一步降低;6月5日,长期以农村为发
展重点的中共认为国共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变化,所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一
次全国城市工作专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认为在国民党军队受到日军严重削弱
的基础上中共可以上抢先进入城市、甚至是大城市的可能,乐观地认为中共先到
成为“君”,国民党后到成为“臣”。8月初在日军的进攻下衡阳失守,国民党
军损失惨重,而政治上的“损失”其实更为惨重,舆情汹汹,直指国民党、蒋介
石。河南失败,引出了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和城市工作的动议。而衡阳失守,
则引出了中共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美国态度的变化,也有利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提出。中国战场的失利引起
了美国的关注,于6月中旬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了解失利原因。在此期间中共
对美宣传的重点是国民党的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共的
作用。而随着长沙、衡阳的失守,国民党除军事受到严重打击外,民心尽失,美
国则要求蒋介石将军队的指挥权交与美国将军史迪威。蒋介石愤怒地拒绝了美国
的要求,美国与国民党的矛盾骤然尖锐。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共关系取得重大进
展,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进驻延安。在国民党军事、政治受到种种重大打击、“内
外交困”之时,中共认为从根本上改变国共关系的时机已到,于8月提出了使中
国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正如作者所说,1944年8月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此时“已开始
将争取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上议程,标志着中共开始将改变国共合作的方式与
基础的问题提上议程”。“民国政治的逻辑”决定这项政治主张必然伴随军事部
署的支持。1944年11月中共中央派王震率部从延安南下,其战略意图是在湖南、
湖北、河南三地“筑一道堤”,以待抗战结束之际将国民党军堵在西南、西北。
时任南下支队五大队政委的廖汉生回忆道:针对日军的南侵,“党中央提出了
‘敌人攻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
南侵日军后面,挺进湘粤边界地区。”
历史的伏笔,确在1944年夏秋就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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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亿万人民身家性命前途荣辱的统治思想,却尤抱琵琶半遮面,任由几个人在那里“发明”,不敢见天日,不敢拿出来让人民讨论。
马克思的话千真万确:“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如果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就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暴力夺取政权后,新的统治阶级的形成:……。新的统治阶级的特征:……。新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新的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的手段:……。
请问嘉宾:能否扭转社会风气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请问嘉宾:1、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否真的存在过?2、共产主义社会是否真的能够实现?3、谁来给政治运动下结论?
请问嘉宾:集体研究出创新理论了吗?
请问嘉宾: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现在应该如何划分中国社会阶级?
就[培建]《中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补上的一课》,与[培建]的商榷:
[培建](或为: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袁德云2005年12月底邮编:423000电子邮箱:Yuan2005-888@163.com原刊凤凰网)的《中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补上的一课》中说:“社会科学的开山鼻祖马克思……”。而据中央党校出版社《科学社会主义基本问题》P10:“(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学说产生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和英国进行产业革命时期。……他们的学说中的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思想来源。”只不过中国人从来没有机会去直接研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学说。
诚然“马克思生前是一位吃人间烟火、有血有肉、有情有欲,勤劳好学、刻苦钻研,终生献身科学事业的伟大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不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神仙,马克思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穷苦的、没有将思想成功转变为实践、并且用实践去检验思想是否就是真理的人,起码他没有认真分析巴黎公社所以失败,其内部人性的原因。
既然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那么知道决定马克思思想的社会存在是什么状况,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如何产生就可以不得而知。显然,马克思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用“无产阶级”的话来说就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空想家。
即使假如稻谷、麦子、棉花、蚕茧…相当于常量,大米、米粉及其制品;面条、面粉及其制品;棉布;丝绸…相当于函数,那么进行加工时的设备、水分、温度、工艺…就相当于变量。稻谷、麦子、棉花、蚕茧…具有品质的不同,大米、米粉及其制品;面条、面粉及其制品;棉布;丝绸…具有需要的不同,进行加工时的设备、水分、温度、工艺…具有条件的不同,如此众多的常量、变量、函数存在差异、优劣,需要人们逐个地全部认知和择优而取,而不适用一个简单的笼统的公式。而人类社会比这些生产劳动事物复杂千万倍。
再就黄方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的民主主义的区别》,与黄方伯商榷
一、 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出身工人的人占百分之多少?(请不要抹杀工人与农民在习惯、维、思想、行为上的不同!)
二、 黄方伯的思想就是认为人类社会经过原始共产主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
那么
1、根据:“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 假如地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偶然遭受到了自(天)然灾害,丰富的物质财富被毁灭了一些,就不那么丰富了,是不是社会就要退回到社会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奴隶主义社会了呢?!。黄方伯认为“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达到什么标准就真正实现了?你能根据什么条件判断多少多少年后实现?你在没有任何根据就断言在多少多少年后实现,而在需要这么无限长时间实现之前还有什么必要谈论它?!
2、根据:“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还必须具备思想道德的极大提高和教育科学文化的巨大进步这个精神条件。” 一个自称信奉什么主义的统治者,使教育、医疗等等的垄断行业变成了刮钱的机器;民资难活,官资肆虐;工作位置变成了地下商品;社会永远无法满足有钱、有权势者和他们所繁殖、所庇护的子子孙孙、三亲四戚的贪婪欲望,人类有希望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
3、根据“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不可缺少的政治条件。”但是一个统治集团总是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肯放弃任何特权,不要侈谈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不可缺少的政治条件”吧,先给予真正的工人、农民以能够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说话的组织和工具吧!
4、根据“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还必须有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范围的胜利这个国际条件。” 这个国际条件,即使再过五千年,也根本没有可能实现,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将其束之高阁?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这样理解:政府依据社会发展需要加以引导的,带有市场竞争性质的经济体制。它代替所谓“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及时组织生产;是由于“计划经济”进行盲目生产;是由于“计划经济”的产品没有创新和改进;是由于“计划经济”下产品成本居高不下;是由于“计划经济”损失浪费严重;是由于“计划经济”不能扩大再生产;是由于“计划经济”使工作的位置都变成了商品;等等等等。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甚至封建主义社会经济,都是根据统治者、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调整生产力的投入。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实质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在实质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优点,还真就需要发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词的人在实践了这么多年以后进行仔细地辩驳、定义了。
四、 先进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向资本主义“在国际上,一再表明:我们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那么是向社会主义发展呢,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呢?无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是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没有贫富两极分化吗?你以为在掌权者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社会,没有倒批文和官商勾结能够造就一批富翁?不要再挂羊头卖狗肉了。
五、 至于“民族能团结和睦相处”,评判标准、立场、角度不同,自然结论不同。所谓多数民族的人,居住在少数民族集居区受歧视现象不是没有,而是很普遍!“计划生育”政策下,“少数民族”能生多胎,难道就不是歧视吗?
六、 我想:由于萨达姆在其统治时期举行全民投票而成为了总统,黄方伯对其支持的态度、立场是可以理解的。那些强拉硬拽、死扣生砸的政治名词,不过是某些人制造在手里的大棒。而“到处旅游、出国读书等等的自由”属于谁?矿难频发,根源在哪里?虽然有这么严重的压制人才和无能、腐败、损失、浪费,还是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成绩,说明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劳动!虽然教育.医疗等负担这么重,生活的还是这么“幸福”。虽然有县官、州官、京官在党内结成帮派的自由,却没有百姓结社和言论的自由,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到这唯一的论坛来顽强地发表不让说的言论。中国人民太伟大了!!!
七、“个人企事业家有经营发展的自由,弱势群众,如广大农民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城市贫民等,都得到了特别大力支援和发展”就好象黄方伯他真的办了一个企业、到西部当了几天农民似的,而现实却是,就是打个地摊也都不断地这个捐,那个税,挤兑死你!
七、 迫于现代国内国际形势,当今社会国内的发展,归功于发展了资本主义,并不是你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有一些醋意呀?既决意要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却又不断向其示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往美国跑,为什么?
八、 还有什么比窝腐;犯了罪、错,却能易地升官更无耻?
九、 政治、技术、经济的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消灭了公平竞争就是消灭了发展!凭什么落后的政治、技术要得到与先进的政治、技术同等的利益?
卅来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穷困潦倒,……,能决定人类的命运?
违背了综合社会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邪说,应该破产!已经破产!要是不再用已经破产的玩艺儿愚弄中国人民、祸害中国,好人会更好,坏人会更少,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幸福。
那些利用这些歪理邪说得到了既得利益的集团人们,决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肯定会拼命维持自己的特权,甚至会使用残酷镇压的手段。
我也想吟一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1月。
共产、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生卒年表
马克思(1818-1883)65
恩格斯(1820-1895)75
列 宁(1870-1924)54
斯大林(1879-1953)74
毛泽东(1893-1976)83
刘少奇(1898-1969)71
周恩来(1898-1976)78
邓小平(1904-199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