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简介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 (1899-1992)

哈耶克于1992年3月23日逝世，享年92岁。他大概是20世纪最了不起的自由主义学者。虽然他的1974年的诺贝尔奖是经济科学的，但他的学术活动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他发表了130篇文章，出版了25本书，从纯粹经济学到理论心理学，从政治哲学到法律人类学，从科学哲学到思想史。哈耶克不是浅尝辄止；他在这些领域都深入研究。他在至少三个领域对我们的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社会结构的演化。我们不大可能以后再见到在人类科学领域中如此广博的学者了。

哈耶克1899年5月8日出生于维也那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在维也那大学获得两个博士学位（1921年，1923年）。20世纪初，由门格尔（Karl
Menger）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71年）开创的A经济学理论正在被庞巴维克（Eugen
Boehm-Bawerk）和他的妹夫维塞尔（Friedrich
Wieser）以及米瑟斯（Mises）表述和改进。当哈耶克上维也那大学时，他曾选过米瑟斯的课，但他认为米瑟斯的反社会主义立场过于强烈。维塞尔是费边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当时对哈耶克更有吸引力，哈耶克成了他的学生。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米瑟斯——通过他在1921年出版的对社会主义的毁灭性抨击——使哈耶克脱离了费边社会主义。

理解哈耶克对经济学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巨大贡献的最好办法是将其置于米瑟斯开创的研究社会合作的纲领之中。米瑟斯这位伟大的体系建立者为哈耶克提供了研究纲领。哈耶克则成了伟大的分析家。他的毕生工作最恰当地说是说清了米瑟斯未说的问题，深化了米瑟斯的纲领，回答了米瑟斯未回答的问题。关于米瑟斯，哈耶克说道：“再没有其它人对我的思想影响更大了。”与米瑟斯的关系在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著作中极为显而易见。但是，从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中获得的洞察力渗透在他的全部工作中，从工商业循环到社会合作的起源。

哈耶克在维也那大学时没有遇见米瑟斯。他在毕业以后被他的老师维塞尔介绍给米瑟斯。哈耶克-米瑟斯合作就此开始。哈耶克在一个政府部门里在米瑟斯领导下工作了五年。1927年，他成为他和米瑟斯共同创立的工商业循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的所长。该所致力于对工商业循环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在米瑟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年）的基础之上，哈耶克改进了对资本协作的技术方面的理解和信用政策的具体细节。然后哈耶克对货币理论和工商业循环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哈耶克的第一本书《货币理论和工商业循环》（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29年）分析了信用扩张对经济的资本结构的影响。

这本书的出版使哈耶克得到Lionel Robbins 的去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讲学的邀请。他的讲学发表于关于“A贸易循环理论”的第二本书《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年），该书被诺贝尔奖委员会在1974年的授奖辞中提及。

哈耶克1930-193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学获得极大好评，他被召回声望卓著的伦敦大学并被任命为Tooke经济科学和统计学教授。在32岁时哈耶克就到达了经济学家职业的巅峰。

米瑟斯-哈耶克工商业循环理论说明了循环特有的“一大堆错误”。人为降低利率造成的信用扩张会误导企业家；他们会从事本来不会有利润的经营活动。信用扩张导致的错误信号导致经济行为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计划的错误匹配。这种错误匹配首先表现为“过度繁荣”（boom），然后，随着生产的时间形态调整到经济的储蓄和消费的真实形态，又表现为“紧缩”(bust)。

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

哈耶克抵达伦敦后不久就与凯恩斯开始了交锋。凯恩斯是一位著名的英国文官，当时任职于政府财政和工业委员会，因写了几本经济学的著作为学术界所知。哈耶克-凯恩斯之争可能是20世纪金融经济学中最根本的争论。凯恩斯首先在他的文章“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1926年）中用实用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语言提出了他的干预论主张。因此，凯恩斯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拯救者”而没有被看出是通货膨胀和政府干预的倡导者。

哈耶克指出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他没能理解利率和资本结构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由于凯恩斯的使用总量（集体）[aggregate
(collective)]概念的不幸习惯，他没能在《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年）里适当地处理这些问题。哈耶克指出凯恩斯的总量会使经济学家的分析偏离对经济的产业结构如何从个人的经济选择中产生的考察。

凯恩斯没有善意地对待哈耶克的批评。他首先攻击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然后凯恩斯宣称他不再相信他在《货币论》中所写的了，并且转而写另一本书，《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这本书成了20世纪经济政策方面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哈耶克没有试图直接批评凯恩斯在《通论》中的思想，而是把全副才智用于改进他的资本理论。哈耶克确信要传递给凯恩斯和经济学界的其它人的关于货币政策的基本观念存在于资本理论中。因此，哈耶克在《资本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年）中提出他的论点。然而，即使他的论据是正确的，他的这本最技术性的书却是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小的。到了1930年代末，凯恩斯牌的经济学兴起了。在公众眼里，凯恩斯击败了哈耶克。哈耶克在学术界和学生中丧失了影响。

在这一期间，哈耶克也卷入了另一场经济政策的大争论——社会主义核算之争，这是由米瑟斯1920年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其中米瑟斯说社会主义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缺乏市场价格。米瑟斯1922年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书中深化了他的论证，该书面世时给年轻的哈耶克留下深刻印象。哈耶克在19330年代的几篇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米瑟斯的论证。1935年，他收集并且编辑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问题的文章：《集体主义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哈耶克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特别是关于Oskar Lange和Abba
Lerner为了回应米瑟斯和哈耶克而发展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其它文章后来被收入《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年）。

同样，经济学界和知识界普遍对哈耶克的批评反应冷淡。难道现代科学没有赋予人们根据自主选择的道德准则控制和设计社会的能力吗？社会主义所设想的计划社会被认为是不仅与资本主义同样有效率（特别是考虑到资本主义据说由于其工商业循环和垄断而产生的混乱），而且社会主义，由于它承诺了社会正义，人们认为它会更加公正。不仅如此，它还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据说只有反动分子才会抵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哈耶克看起来不仅输掉了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就工商业循环的起因的技术性的经济学争论，而且在全世界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浪潮中，他的一般的哲学观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自由主义的原始形式。

通向奴役之路

但是，哈耶克继续展开对自由社会的论证。他在纳粹德国观察到的而且他看到在英国开始发生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使他写了《通向奴役之路》（The.Road to
Serfdom，1944年）。这本书迫使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面临纯粹经济学问题之外的一个新问题。哈耶克指出，如果社会主义要求用中央计划替代市场，那就必须成立一个机构负责制定计划。哈耶克称这个机构为中央计划局。为了实行计划并且控制资源流动，该局必须在经济事物中行使广泛的权力。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中央计划局没有市场价格当做指标。它没有办法知道哪些生产是经济上合适的。哈耶克说，缺乏价格体系将成为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

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中，哈耶克也论证说，很有理由怀疑那些升入社会主义统治的高层的人就是那些善于行使行政权力并且愿意作出不愉快的决定的人。而且不可避免的是这些当权者肯定会使得社会的运行对他们自己有利。

当然，哈耶克对这两方面——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分析都是正确的。20世纪洒满了社会主义实验的无辜的牺牲品的鲜血。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和许多较小的独裁者们以社会主义的这种或那种变种的名义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集权主义不是仅仅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领袖们的错误选择导致的历史偶然。哈耶克表明，集权主义是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逻辑结果。

他在公众心目中未能对成功地驳倒凯恩斯，而且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核算是否可能的争论引起了争议，之后，哈耶克把他的注意力从纯粹经济学上转移开，致力于重述古典自由主义的原理。哈耶克指出，市场价格作为散布的经济信息的传递者是必需的。他表明了替代或者控制市场的企图导致了一个知识的问题。哈耶克也描述了与赋予少数人不受限制的权力相联系的集权主义问题。这导致他考察那些使人们看不到政府经济控制的问题的思想成见。

在1940年代，哈耶克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考察知识分子中的先入的主导性的哲学思潮，这些思潮使得知识分子认识不到经济计划者面临的系统的问题。这些文章后来被收集起来并且作为《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1952年）出版。这可能是哈耶克写的最好的著作，它给出了“理性建构主义”（rational
constructivism）和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问题的详尽的思想史。正是在这本书中哈耶克细致地描绘了他心目中的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中David Hume和Adam
Smith如何运用理智揭示出理智的适用范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现代文明没有受到不顾一切地摧毁世界的非理性的狂热份子的威胁，而正是试图有意识地设计现代世界的理性建构主义者的滥用理性把人类至于其自己制造的枷锁之中。

1950年，哈耶克去了C大学，直到1962年他都在社会思想委员（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会任教。在这期间，他写了《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年）。这是哈耶克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系统研究。

1962年，哈耶克去了德国，任教于Freiburg大学。这时他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考察和分析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发”秩序形成。哈耶克开始重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并且为自由的个人的社会合作提供了新的观点。

随着三卷本的《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9年）和《致命的错误》（The Fatal
Conceit，1988年）的发表，哈耶克把他对社会的分析扩展到对法律和道德规则的“自发”出现的考察。他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强调，法治是和平共存的必要基础。他把普通法的传统与成文法的传统即法律条文进行了对比。他表明了普通法是如何随着法官将本身就是文化进化的产物的一般规则逐个用于个案而出现的。这样他就说明了普通法的内涵正是通过长期的试错（trial
and error）获得的知识。这一认识导致哈耶克得出结论说，法律和市场一样是“自发”秩序——人类行动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哈耶克在纯粹经济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工作吸引了至少两代学者的注意，而且对他的工作的兴趣正在增长。他对经济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且将继续体现在他留给未来的学者的进步的研究纲领中。

哈耶克的一生漫长又富有成果。他在年轻时获得名声，这个名声随着凯恩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赢得人心而且知识界和政治界远离他的思想而去而变成嘲笑的对象，他只能承受这一切。幸运的是他活得足够长，他看到了他的出众的才华又得到承认。凯恩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最终被事件的浪潮和他的教导的真实性无可挽回地击败了。古典自由主义再次成为富于活力的思想。A学派经济学再次成为主要的经济学派，法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的年轻学者们正在研究哈耶克提出的题材。我们悼念这位自由主义的伟大人物，同时我们也为哈耶克留给我们的如此卓绝的财富而欢欣。

伟大的学者更多地表现在他提出的而不是他回答的问题上。全世界的以后几代学者，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将久久地讨论哈耶克提出的问题。

Peter J. Boettke i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viet Socialism and Why Perestroika Failed